100年内，谁将统一人类走向宇宙？
按：让我国庆花了一半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连续50多个小时一动不动思考写下此文的最大动机是我看了Nasa50年的一部纪录片，脑子里盘旋了不少问题，比如为什么阿波罗计划会终止？人类为什么必须走向宇宙丛林？谁或什么会最终统一地球人类？谁会带领人类走向太空？是欧洲，日本，以色列，中国，美国吗？全球经济下行，是科技革命缺乏突破，还是虚拟经济过剩？当这些问题让我睡不着觉，我在网上也找不到答案，只能自己找线索并思考着尝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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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稳定、温饱到娱乐
这是一个平常的周末，疲累忙碌了一周的人们终于可以有一个休憩喘息的晚上。打开电视，躲开了抗日神剧、玄幻修仙、清宫斗法，黄金档《中国好声音》开始，无数人开始一整夜守着电视为一个年轻的声音离开或留下而焦虑纠结。
如何找出这个国家最好的歌手，全国的地方娱乐节目已煞费苦心了多年。不仅是“好声音”们，还有好爸爸们，真人秀们，相亲侠们……有点文化的人，在过去称之为作家或哲人的人，开始办各种节目的脱口秀，东亚病夫脱掉了，体育明星们的八卦热度却可堪一国领导人，过去默默发财谓之下九流的商人，万众创业下各种浮夸的融资G点也动不动成了新闻头条的常客。
艺人带着普罗大众一起狂欢，文人唱和，运动员助兴，商人枕着黄粱梦。一切皆可娱乐皆能娱乐，除了本国政治除了基础科技，前者是不敢后者是无能。娱乐至上似乎已成当下的主流文化风向，中国正处在一个被全面娱乐化的解构时代。
当上世纪的80、90后正逐渐成为21世纪的发展主力时，19世纪的80、90后此时在20世纪刚为推翻末代皇朝，如何从一片破败颓象、任人宰割中重建秩序而迷茫。1915至2015，过去的100年，这个国家，刚好经历了一个政权从革命、稳定、温饱到娱乐化享受的完整缩影。
这个缩影，就好比一个少年长大成人，从叛逆、定型、成家，到享受生活，这是一个常人的必经之路。多数人未能逃脱这个例外。这里面隐藏着一个规律：当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逐渐开始趋于平衡态的生活，增长必会受滞。平衡即腐朽，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即熵理论的最大社会学启示[1]。
前几日我见了个浙江的创业者，湖州人，聊他的成长史，在谈到父母对下一代曾经最大的期许时跟我聊过的很多江浙一带年轻人惊人一致，就两个：早结婚，考公务员。特别是后者，除了近年，习李这一届反腐高涨，整个体制利益受到压缩，导致公务员热有所下降外，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即使已然商业氛围浓烈的长三角珠三角，曾经四海为家冒险开拓的上一代人，多数想的却都不是让自己的子女继续走创业之路，而是拼命钻营让下一代进入体制内。官本位的荣耀胜过一切职业，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也是国人集体的潜意识认知。
这个价值观背后是什么？跟他们对子女的期待一样，最核心还是两个大字：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汉文化逻辑，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家庭，都是一脉相承。但是最持久的稳定恰恰是在追寻不稳定状态中动态达到的，这是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最深刻的发现。可以说，当一个事物开始追求稳定的平衡态时就是其没落迹象的开端。
现代欧洲的沉沦来做这样的一个注脚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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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沉沦、日本的无力、以色列的凶悍
欧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沉沦的？在于欧洲战后的人道、和平、多元文化主义泛滥，在于欧洲国家普遍的大政府体系纵容出了一大批奶妈国家，在于欧洲丧失了对于未知不确定性的创业精神，在于欧洲整个社会进入了平衡的稳定态。
欧洲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纳粹的种族主义肆虐之后，一朝被蛇咬，已然代表人类最高文明的西方大陆，开始各种人权至上高开反弹，为了彰显人本、和平、多元化，欧洲国家普遍进入了大政府管理的保姆时代，从摇篮到坟墓，个体什么都有政府扶助，接近共产主义的高福利必然使得全民进入圣母婊时代。
但无原则的人本主义、和平主义，会让整个社会迅速进入平衡态。欧盟体系的高福利导致必然的高税收一旦启动长久，人性很难让它停下来，习惯了优厚生活的国民在经历几代以后，人们会对工作缺乏进取，对生活失去野心，企业对未来的研发不敢冒险再投入，对雇员不能市场化优胜劣汰，而国家对长远缺乏远虑由着选票讨好平民，对眼下缺乏假想敌丧失民族意志。这样的稳定平衡态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耗散结构系统，欧洲的老迈衰落不可避免。
德国财长萧伯乐在2013年曾说，“对抗青年失业这一役，我们必须更成功，否则将输掉欧洲统合。”还称，有必要维护欧洲福利制度，如果欧洲引进美国的福利标准，“我们会发生革命，不是第二天，而是（决定引进）当天。”[2]整个欧洲相对最兢兢业业、恪守职责的国家都尚且如此，这个世界交给欧洲来引导下一次的科技创业创新浪潮，我有点持悲观。
但是如一个FT中文网的网友所说，“我们可别忘了，欧洲是这个星球上弱肉强食、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的大本营，这些主义又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生物进化链上的同一物种。”[3]有意思的是，我也提醒大家，欧洲是近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它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像1848年的人民之春，两次工业革命，其发生的背景却正是上述这位网友所称的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代。
这看起来是如此吊诡的一件事情，却很符合熵理论。丛林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我们不谈主义本身，也先不讨论道德伦理，但从社会物理学行为上看，这三种表象非常远离平衡态，同时又充满不稳定的不确定性。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菊花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这个民族很容易在行为上“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4]。的确，就像菊花与刀一样，日本的民族性格既尚雅又尚武，既谦卑又自负，既封闭又开放，既有万物俱灭的末日之殇又有伟大航道的征服之心。是什么造就了日本这样的民族性格？是什么驱动日本产生像明治维新这样伟大的变革？是什么能让日本在战后短短三十年经济复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丧失创新竞争力，进入增长低迷？
我认为，以上所有的源头皆在于：日本人心理上极度的缺乏安全感。一个四面临海，人口稠密，空间狭促，却又处于太平洋火圈，位于地球四大地质构造板块，能源极度匮乏的岛国，时常担忧某一天所处的岛屿沉没的国家，就像电影《海上钢琴师》那个一辈子生活在海上渡轮的1900，终生没有归宿感安全感，极其坚韧又极其脆弱。
因为缺乏安全感，日本人推崇集体主义，喜欢抱团取暖，这是当人类这个物种在其个体力量脆弱不得生存而必寻求于集体力量的本能，跟种族无关。也因为这种集体主义，一旦政府意志明确，战略到位，比如战后日本提出贸易立国，到80年代的科技立国，加上美国人的倾力扶持，日本崛起惊人。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日本人缺乏安全感，一旦组织高度壮大且趋于稳定，日本人对集体组织会极度依赖且没有抵抗感，代表未来的年轻人也更向往去大公司上班，顺从公司意志，信奉“灭私奉公”精神[5]。
这可以从瀚纳仕（Hays）（注：一家全球性专业招聘集团）的一个数据作为佐证，2014年其对世界13个国家18-30岁共13000名年轻人为对象进行工作方面的调查。在调查中，回答“对创业不感兴趣”的日本人高达58%，在受调13个国家中最高（中国仅为6%），回答“考虑将来创业”的日本年轻人为29%，在受调的13个国家中最低（中国为40%），回答“职业目标是创业”的日本年轻人为10%，回答关于海外就业机会44%的日本年轻人回答“不管是什么职业都没有兴趣”，而当被问到什么是事业成功时，选择“获得稳定的工作”和“在工作上的满足”的日本年轻人均高达49%。正如瀚纳仕日本的Jonathan Sampson所说，“日本的年轻人思考模式强烈倾向于回避风险” [6]。
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结果。而更雪上加霜的是，日本社会还存在非常强烈的“耻感文化”[7]，也就是说日本是一个不宽容失败的国家，这种耻辱感一方面会让日本人做事更加严谨认真，一方面对企业创新，特别是年轻人创业却是一种致命的桎梏。对于初创公司的创业创新，一定的失败率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值得赞赏与鼓励的，对失败的宽容度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创业创新力度。除此之外，在日本的大企业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这更加强化了日本的年轻人在大企业工作的安全感，这又是一个不利于日本年轻人从大企业出来大胆创新冒险的因素。
在黄龙中《日本人为什么不创业》一文中，黄访谈日本教授藤井义彦，后者认为要改变日本社会现在的创业创新风气，必须倡导日本年轻人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不应该“灭私奉公”，而应“活私奉公”，企业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个体也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在日本人传统强调“和”的团体意识与民族意识上加上个人的主体性意识。一个国家的民族个性与地缘文化密切相关，要改变民族的整体意识有时不亚于一个国家的毁灭或者重生，希冀于日本来引领世界科技浪潮，短时间内看来也有难度。
不过从日本的近现代发展历史中有所启示的是，没有安全感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表现。如果一个民族因为缺乏安全感，充满危机感，集体凝聚在一起一致对外，敢于不断的变革学习，开放扩张，持续动态的创新进化，这将会是一种很可怕的力量；反之，一旦获得安全感，固步自封，乐于现状，把企业终身为家，安全感就会成为平衡稳定态的同义词，这注定就是一人、一家、一国丧失活力的开始。
日本人认为自己像一艘在大海飘零的孤帆，但有这么一个民族更加孤零漂泊，甚至可以用凄惨来形容，它的民族苦难史可以跨越3000多年，其间伴随着奴役、颠沛、歧视、屠杀、复兴、战争与自强不息，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
相比于日本，以色列面积只有日本1/20多一点（等同于1.2个北京市，0.2个浙江省），人口是日本的1/17，而号称上帝的应许之地《旧约》里那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其实大部分土地被沙漠覆盖，马克·吐温说“这里寸草不生，死气沉沉”，但苦难的以色列人却让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成了世界创业创新的典范。
看点数字。到2014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数量已逾80多家（中国至今加上港澳台也就128家），超过全欧洲的总和。在过去10年间，以色列新生企业诞生7027家，死亡2882家，存活4145家，企业的存活率高达60%，大部分为互联网与生物科技公司，平均每1800个以色列人就有1人创业，人均创业世界第一。2014年，以色列的688家科技公司总共拿到投资34亿美元，全国企业中98%为中小微企业，大多是高新技术企业，雇员人数占全国劳动力的50%-60%，其小企业增长率为全球第二[8]。
巴菲特曾经评价以色列说，如果你来中东是寻找石油，那么你可以忽略以色列，如果你是在寻找智慧，那么请聚焦于此。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智慧让以色列成为世界创业创新的焦点，是什么让以色列成了除美国硅谷之外最有活力的创业之都？是什么能让这么小的城市国家如此强大的屹立在中东这片外人看来只有石油与战火的荒漠之地？
当以色列成为全球瞩目的创业创新焦点，很多文章给出了可参考的线索。我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
- 生存苦难的危机意识，苦则思变的极度饥渴感。
- 去中心化的Chutzpah精神（无惧一切，无视权威，无所顾忌）。
- 永无止境的学习知识，知识是唯一的权威。
- 枪杆子里出家园，战争洗礼下的强悍执行力。
- 接受失败，宽容失败，失败是资源的一部分。
以色列跟日本有一点很像，就是同样缺乏安全感，但与后者往往多有杞人忧天之虞不一样，前者的确在千年生存发展史中，充满了各种苦难，正是犹太人对生存的不安全感，才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危机意识，而后者至今没有被外族真正所侵略过除了老美的那两颗原子弹。生存是创业创新的第一动力，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地域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而无论是危机意识，Chutzpah精神，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失败的宽容，都体现了以色列是一个完全远离平衡态的民族，他们一方面通过犹太族高度认同的民族性意识来实现国家的集体主义聚合力，一方面又通过Chutzpah精神来不断强化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以致无视一切等级观念，再加上拥有军人的执行力与试错的宽容度这两项创业成功的基本要素，以色列以此在创业创新方面实现杰出的成就也让我们开始变得知其所以然了。
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在公开报道上我看到他说过两句话，印象都很深刻：一句是“犹太人最大的传统就是不满足，这对于政治来说或许不是好事，但对于科学来说绝对是好事”[10]；另一句是“人们总是喜欢回忆，而回忆用的是记忆。我喜欢未来，因为那需要想象”[11]。
自始至终我一直在提普利高津的远离平衡态，那什么是远离平衡态？我其实也未能完全阐释，但仅从社会的观察，对创业创新的观察，或有以下几点：
- 对生存充满危机意识意味着非平衡态
- 对年轻的欲望充满饥渴意味着非平衡态
-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好奇心意味着非平衡态
- 对一切稳定、秩序、规则充满反抗精神意味着非平衡态
- 对生存、欲望、未来、有序充满永不满足意味着非平衡态
以色列，希伯来语意为“与上帝角力者”，一个敢与上帝角力的民族，一个肆无忌惮的较真者，这或许正是这个民族被很多民族千年来所嫉恨、误解、不齿的原因？但这是多么一个远离平衡态的民族啊，普利高津有句名言“非平衡是有序之源”，以色列是一个可以让世界非常有序的民族，但它依然存在自己的问题。
因为常年受到生存威胁的危机意识过于逼迫，以色列人基本没有对一个事物保持长期专注的耐性，他们多数只活于当下，这也是以色列无论创业还是投资者都会很快将公司快速卖掉套现的主要原因，而以色列国土面积实在过小，人口也过少，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根本没有过对一个国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更高维度国家进行长期管理的经验，这也是以色列企业没法本土化必须走向全球但又面临自身复杂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更要关注的是，2014年11月，以色列内阁批准了犹太国家法案，将以色列定义为只是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一下将民族与国家完全绑定，多数犹太人不仅有公民权利还有民族权利，但不少非犹太民族的以色列人就只有公民身份。这对于一个如果有通往更高维度格局的国家来说，只认同单一民族性是很大的忌讳与束缚。
如果将一个国家看成一个耗散结构系统，那么所有耗散系统持久的第一条件：必须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以色列的狭隘阻碍了它向更高维度的格局发展，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危险性在等待着它。那么，这个星球上，谁是真正最为开放、多元、包容的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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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是科技缺乏突破，还是虚拟经济过剩？
我们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国家，一定会是美国。对于这个移民国家在短短近300年内对人类世界整体所作的贡献超过很多国家几千年文明的积累，不少人稍微有些过誉的溢美之词应该不算矫情。但在这里，我们却要重新回头探讨下。
前几天，我完整的看完了一部NASA纪录片《When We Left Earth: The NASA Missions 》，这是Discovery频道推出的记录美国NASA从1958年-2008年成立50年来的系列节目，详细记录了NASA所进行的一系列可以说代表整个人类先驱性的伟大工作。特别是美苏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中，美国从1959-1969年实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波澜壮阔也绝无仅有的探索十年，在人类对外探索历史中也只有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意义可与之象征。但是在1972年尼克松政府提前终止了阿波罗计划（阿波罗项目原计划是到阿波罗20号），最后升空的阿波罗17号成为绝唱。
是什么导致了阿波罗计划的终止？要知道尼克松上台后就任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为首的专家团来确定未来太空探索方向，这个专家团给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长期太空探索计划，其中有一个现在看来都咂舌的目标：定于1986年登陆火星[12]。有很多原因揣测尼克松终止阿波罗计划，包括出现了是因为阿波罗登月发现地外文明被其恐吓阻止继续登月这样骇人的猜疑（我倒希望是真的），但当我查阅了不少资料，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这样的：
阿波罗是起于政治上因为意识形态之争的一次疯狂意外，太空竞赛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出于科技本身而发的，对于太空探索如何能够可商业化正循环的长期发展下去，在那个年代的政府、大学、企业、民众一无所知，所有人被肯尼迪的壮志豪情裹挟着虚无的政治、科学的理想、人类的激情、太空的性感盲目沉浸去了，这种中国大跃进式的错误，迟早是要修正的。
这种盲目，包括NASA的经费预算在1966年高峰期占到了整个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4.41%，是近些年NASA预算所占比例的将近9倍（目前NASA的预算常年占到联邦预算的0.5%），包括阿波罗工程高峰时20000家企业、200所大学、80多家科研机构搏命参与其中，超过40万人为私人企业雇佣建造密封舱、火箭引擎、太空服、电脑设备，他们绝大部分人连续3年放弃所有休假，以每周80小时的强度努力工作[13]。
但人类毕竟是一种经济性动物，也是一种短视性动物。当越南战争让美国联邦陷入泥潭，财政带来沉重负担，1970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到6%，而民众又见不到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时，每一次太空火箭发射就打掉半艘航母的耗费就会让纳税人们非常肉痛了。这也是美国人对阿波罗登月的激情也就维持了3年半的原因，对社会大众来说，无回报再美丽的太空计划就是个烟花。
1970年，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Mary Jucunda ）给恩斯特·施图林格（ Ernst Stuhlinger ）博士写信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你们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金？施图林格很快给修女回了信，他这封真挚的回信随后由NASA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题发表。这是一封意义十分深远的信，然而迄今我相信不只是美国大众，在其他国家会有更高比例的人们与赞比亚修女一样有着同样的不解与质疑。
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自从阿波罗计划终止之后，整个美国的技术发展慢下来了，美国慢下来，也等于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技术革新慢下来了。美国著名的航空航天工程师罗伯特·祖布林（Robert Zubrin）在他所著的《赶往火星》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1905年至1940年，世界主要的进步：城市电气化，洗衣机和冰箱出现，电话与广播普及，家庭音响诞生，有声电影发展成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汽车进入实用化，航空工业从怀特的飞机发展到了DC-3和Hawker公司的飓风战斗机。1940年-1975年，世界又变了，出现了计算机、电视机、抗生素、核能源、波音727、SR-71；宇宙神、泰坦和土星火箭、通讯卫星、行星际飞船以及载人登月。和这些变化相比，1975年至今的技术进步不值一提，这个时期理应出现巨大的变化，但是没有。如果遵循此前70年的技术轨迹，今天的我们应该有飞行汽车、磁悬浮火车、机器人、核聚变反应堆、极超音速洲际航班、便宜而可靠的飞上地球轨道的运输方式、海底城市、开放海域养殖技术以及月球和火星上的人类居住区。但是，今天我们只看到重要的技术发展——如核能技术和生物技术——陷入停滞或争执。我们的脚步慢下来了。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1986年登陆火星可是确之凿凿的计划，疯狂吗？疯狂。可能吗？为什么不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阿波罗登月使用的电脑只读存储器和动态存储器仅为74KB和4KB，比不上如今最低端的手机，但是那帮家伙硬是仅用了8年时间把人类送上了月球（计划10年），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智能手机是阿波罗登月计算设备能力的N倍，但都低着头在地铁里忙着爱消除。
难怪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2011年11月接受纽约客记者George Packer杂志采访时一上来，对着乔布斯的iPhone说，“我觉得这不算什么技术突破，拿它和阿波罗计划比比看？”[15]Peter Thiel在它的风险投资基金公司的宣言就是：“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这与罗伯特·祖布林的信念如出一辙。
但是因为信息时代而富有的彼得·泰尔，对虚拟经济吐槽却最狠，他认为信息化创造的工作岗位不够多，没有从根本上革新制造业，也没有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虚拟世界里的发明创造不能代替现实生活里的技术进步。
“互联网总体来说利大于弊，但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有限，苹果公司很有创造力，但我觉得它的创新主要是艺术设计上的。Twitter用户很多，但雇佣的人比起来就很少了，接下来一旬里，五百人会得到衣食无忧的工作，但创造的价值对整个经济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后面一二十年里，想要极大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光这些还不够。”
这篇《No Death，No taxes》文章我是事隔3年再读了，但这次却有不同的体会，我的思考来自于两个问题：虚拟经济本身的价值是什么，科技变革速度变慢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在他的著作《奇点临近》里有两个观点让我印象迄今深刻：
- 进化运用的正反馈，即由进化过程的某个阶段所产生的更好方法来创造下一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进化都建立在上一个阶段产物的基础上，因而发展的更快，就像进化产生人类，人类发明技术，技术再利用不断发展的技术来创造下一代技术，技术进化既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又是生物进化的延续。
- 技术进化的范式也有生命周期，每个范式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缓慢增长阶段（指数增长的早期阶段）；2）快速增长阶段（随后的，爆炸性的指数增长期）；3）趋于平缓的成熟阶段。
技术是相互凭借的，有些技术是底层，有些是中间层，有些是应用层，就像人体的所有器官一样，各司其职。而Peter Thiel轻视的虚拟经济在我眼里却是下一波技术革新大爆发最核心最基础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因为互联网将是人类未来一切技术的承载器，一切技术的连接器，也是一切技术的指令器，整个互联网就是集结一切人类文明的智慧在为人类映射制造一个超级大脑，我们每个人是这个超级大脑的单点神经突触，它将我们这些单机版的生物大脑统统连接，并承载无论聪明还是愚蠢的人类所有感性的喜怒哀乐与所有理性的数理逻辑，最终人即机器，机器即人。
所以，我一直认为，互联网的本质不是一个所谓行业或产业，它从来没有在不吸附于其他行业产生过任何孤立价值，它从第一天起就是生物范畴的涌现效应价值，它像个能够吸附一切的恶魔般的巨型八爪鱼，它注定将是一个有着自组织能力的虚拟智慧生命体。
雷·库兹韦尔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是很伟大的，他认为，“在奇点时代，人和技术将没有区别，这并不是我们现在想的那样，人变成了机器，而是因为机器的能力可以媲美甚至超过人类，技术就像进化了的人类拇指。”属于技术自己的人类拇指是什么？人工智能。我困惑的是，一旦技术进化出了人类拇指，那么AI之后的技术进化范式还会再遵循S形曲线的指数增长序列吗？
但是，至少有一点我很确定：信息技术将是一切技术的根本，就像生物的DNA一样，如果我们怀疑虚拟经济，那么就是在怀疑技术的DNA。而所有信息技术背后又都承载着人性，这是一台哈罗德·芬奇的The Machine还是德希玛公司的Samaritan（注：美国电视剧Person Of Interest的两台AI），将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那么，科技缺乏突破吗？看来是缺乏突破，但也有可能刚好处在技术进化范式周期的第三阶段，20世纪的确太猛了点，迄今我们还在消化的平稳成熟阶段（一个量子物理就让我们享用了百年，却迄今不明所以）。虚拟经济过剩吗？从局部行业或许有，但从整个人类阶段，为时尚早，我认为现在很多问题恰恰正是传统产业的虚拟化落后造成的。
最终，我们的问题指向了一个：在技术本身还没有进化出自己的拇指，当下一次技术的爆炸性指数增长依然还需要凭借人类（有可能是纯生物人类的最后一次）传播、消化、耦合、创造时，究竟是什么在阻碍我们进一步的技术变革？未来将会是谁带领人类真正走向宇宙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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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存在的唯一信念：向前、向前、向前
我认为，经济下行、技术革新变慢、虚拟经济脱节真正本质的原因只有一个：人类耽于安稳的本能，人类对未知不确定性的天然恐惧，人类急功近利的短视，人类从众化的追随庸俗，人类失去生存威胁后的麻木，一言而蔽之在于人类开始进入了生活舒适区的平衡态，缺乏新世界新能量新文化的负熵注入，整个人类世界的耗散结构系统慢慢进入稳定的平衡态。而平衡必然意味着停滞，腐朽，没落，乃至死亡。
在整个地球内部，最后仅剩两块非平衡性的不稳定大陆还可供开发，一块是印度大陆，一块是非洲大陆。欧美包括中国都盯上了印度，而非洲很早就成了中国的后花园，所以即使全球经济下行，唯印度在上扬，而非洲基础薄弱不受影响。但是这种纯粹复制粘贴的单一发展模式，一旦几年后印度与非洲也进入平衡态后，全球经济又会如何呢？
地球只是个星际海洋的摇篮，它的极度脆弱性就在于人类的全球化已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即可完全实现，而全球化迟早意味着一体化，一体化也就意味着同质化，包括文化、思考方式、发展路径，同质化即意味着稳定性，稳定性就是该死的平衡态。
有人会说，东西方文化，特别是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文化差异还是巨大的，全球的一体性没那么快。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来看看两种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小农意识独冠宇内，这里的民众相对其他世界范围内的民众所处的生活环境自古以来最为宜人与舒适，所以这里的生存压力更多不是出于探索远方，而是出于争抢内斗，此外就是继承延续，小农意识培养出来的民众充满小聪明的利己主义，勤劳与现实的实用主义，造就的中国梦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或者农妇、山泉、有点田，人们的主要关键词是安居乐业。
由此造成的中国文化对于科技文明存在致命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都是内斗与继承，从来不考虑对外开拓探索，由此导致中国的文化一直相对封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点非平衡性也都是风花雪月的温饱文明被没有文明的野蛮民族所打破罢了，而这种封闭的只能靠内斗或者继承来实现非平衡型的国家系统必然只会精于人术、权术和古术，而不会精于技术、法律与未来。
以人术、权术、古术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几个特征，重人轻事，重熟轻生，重权轻法，重古薄今。这几个文化完全有悖于一个开放的非平衡性系统，结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不会发生科技创新，也很难有科学的土壤。中国即使号称上下5000年，但我们得惭愧承认，我国对世界科技人类科技基本没有贡献。如果中国近代以来不是欧洲的坚船利炮打进大陆逼迫清政府开放，如果不是当代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并全盘西化，中国依然将会是对人类没有科技贡献的国家，以致唯一的贡献会变成：嗯，你看，我们自给自足养活了十三亿人。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出来的国家，他们的每一份土地每一个权利都必须是自己探索开拓乃至争夺下来，移民文化培养出来的民众也是充满小聪明的利己主义，勤劳与现实的实用主义，造就的美国梦与中国人实则大同小异。但是这个移民国家的文化特征却跟中国的文化属性却是完全不同的。
1893年，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年轻的历史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平等民主制度、个人主义与革新精神 ，其源泉不是法律理论，不是判例，不是传统，也不是国家或民族的血统，而是因为西部边疆（注：美国西部移民的大开发运动）的存在。
因为美国的西进运动，移民们源源不断去开拓殖民西部的广袤土地，从而镀造了美国人粗犷的力量，敏锐与好奇心，实用与创造性，变通能力，善抓要点，缺乏美感却有利达成结果的能力，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包括在那片没有任何旧有制度束缚的自由为善或作恶，随自由而来的活力。他认为，只要有殖民边疆的存在，人们就会发展出这样的特质。
特纳的观点像一颗炸弹，数年间，围绕这个观点诞生了整整一个学派的历史学家。他们证明了不仅仅是美国文化，还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主要是从探索时代（Age of Exploration）开始的。更精确点或者更直接点说，特纳学派的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进步都是从殖民时代开始的。
于是我不得不思考，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和殖民帝国是谁呢？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前者也被称为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葡萄牙最璀璨的文明迄今为止都是在其殖民时代完成的，而英国在20世纪早期建立了世界第一大殖民帝国，1921年到达巅峰时，曾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领土，在漫长殖民历史中，英国也成了对全球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国家。
这跟我前文提到，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开端，正是处于欧洲最社会达尔文的时代，也是这片区域大陆的人类最远离平衡态与开放的时代。特纳所谓的边疆理论，恰恰又给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系统所提倡的非平衡开放非线性涨落系统提供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依据。这还是巧合吗？
我们进一步思考。
火的发现，农业革命，两次工业革命，全部都是在给人赋能，赋能在哪里开疆扩土？在山川森林，在湖海水下，在无垠荒漠，在迷人太空，人类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人类的边疆从岛国，到大陆，到海洋，到天空，到月球，人类一直在扩张，人类的进步未曾停止，人类数百万年来所造就的最光辉文明全是在近三百年最为动荡、扩张、纷争中完成的，而所创造的经济财富一样如是。
所以，我们看见，当欧洲大陆最开放非平衡态的时候，它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当美洲大陆最开放非平衡态的时候，它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当其他大陆都开放完毕非平衡态开始缓和的时候，世界自然瞄准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大陆，但在很长时间内我们没有抓住机会，冥顽不灵的在美国最黄金的太空十年中忙于权争，在四小龙率先开放非平衡态腾飞之后，才姗姗来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四十年，不是基于它的机遇，是基于它有史以来的开放，而其中互联网起了前所未有的惊人力量。
在失去西部的疆界，在失去人为制造对立的冷战疆界，在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不得不趋于平衡态的不利局面时，美国唯一增长的动力就是借助了互联网。而互联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没有物理空间所限，理论上无限扩张的边疆！
在这个世界，没有属地，没有国别，没有种族，没有重力，没有空间，人类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如果有上帝，上帝只是创造了一个地球，但是人类却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虚拟世界不仅大大提高拓展了现实世界的能力，同时为全球的年轻人激发了无穷的开放非平衡的力量，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如果人类还不眺望太空只宅在地球，那么人类走向平衡态的覆灭之路只是时间问题。
卡尔·波普尔有一个三世界论，他认为可以将人类世界分为三个：实体世界、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17]。很遗憾我没看到关于三世界论的著作，在我的理解看，实体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世界，精神世界是人类情绪或心灵所致的意识世界，客观世界是由客观知识自组织的逻辑世界。而互联网世界，却同时承载着人们的实体世界、精神世界、客观世界。
实体世界的边疆已经不多了，地球还有什么宝贝值得人类开疆拓土？或许只有深海。还有一个就是人类肉体本身，火延长了人的寿命，对人类基因的破译，或许再一次给人类赋予强大的机能，此外呢？我想不到了。
精神世界的边疆我认为也差不多了（除非研究终极的意识问题），东西方文化差异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是很大，但现在呢？互联网改变了一切。连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冒险精神，全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在急剧下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人类的。日本的动漫全世界年轻人在看，中国人看美剧比美国人最多晚一周，固执的美国人也开始喜欢世界杯了，而变形金刚这样的电影都必须放个中国女演员才能同步。
地球虽然没有在国别上统一，但年轻人们的文化，如生活习惯，着装风格，音乐品味乃至口头禅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或许不用十年可能都会极大的趋同。在我看来，地球人类的虚拟统一是迟早的事情，天下年轻人将会越来越趋同。互联网造就了短时间内的极大开放与非平衡态，但也会在短时间内造成某种极大的封闭与平衡态。
罗伯特·祖布林（Robert Zubrin）在《赶往火星》里这样做了一个比喻，文化的同质化就像用导线将电池两极连到一起，短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热能，但等到电势平衡下来，熵值就增至最大，电池就废掉了。这是一个悖论吗？不，这是一个事物，乃至宇宙的本来。所以，人类精神世界的平衡态也会马上到来。
如果实体世界，精神世界的封闭性，平衡态在地球上不可避免，如果人类对时间的感知放大到100年这样的维度去看，那么人类的彻底堕落会不会也就在100年内？是否压根不用外星人或者末日毁灭出马？当然，如果是非绝对毁灭性的地外文明，非绝对毁灭性的超级灾害，反而会促发人类自身新一轮循环的非平衡态进化，不过要是这样，人类永远在地球上转圈圈了。
转圈圈的可能是存在的。不过另一种可能远离地球的封闭性与平衡态的，就像罗伯特·祖布林在《赶往火星》中大喊，如果没有一个可供新生成长的边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推动美国为代表的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也将消失不见，人类需要有先驱才能进步，这个新的边疆，他认为就是火星。
火星依然是狭隘的，一旦离开地球，人类有且只有一条道路：走向太空，走向无尽的宇宙！
那么究竟谁会统一地球的人类，至少带着一部分人类走向太空的黑暗森林呢？欧洲，日本，以色列，中国，美国，以及本文没提到的其他国家 ？
如果我们相信虚拟经济迟早统一全球，那么松散的互联网文化最终会诞生出以互联网虚拟文明为原生态的第一代地球公民，他们被地缘文化，民族文化所影响的因子会非常微弱，他们将无视一切所谓国别，民族，种族和肤色。
所以，我的判断是，统一地球人类走向太空的人群一定是原生代互联网虚拟文明的地球公民，他们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多元包容，更加的无所畏惧、无视权威、无所顾忌，更加永无止境的学习知识，更加的接受失败宽容失败，更加的远离平衡态。他们会在哪个国家已然不重要了，我们只知道这帮家伙一定会出没在互联网虚拟文明最繁盛的地方。
而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一切，技术的一切，地球的一切，三个世界的一切，实体世界一直会有一个封闭性与平衡态问题，精神世界也一样，那么客观世界呢？这是我最大的疑问也是最大的困惑。但我斗胆揣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客观世界会不会可能是无限开放，无限非平衡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切走向虚拟化是不可避免的，一切走向虚妄是不可避免的。
也仅于此推论，人类走向太空，靠的不会是人类的肉身，而更多注定来自于人机混合的虚拟生命。这就是我为什么认同雷·库兹韦尔“在奇点时代，人和技术将没有区别”，也是我为什么推测“人即机器机器即人”是人类终局的原因。那么，如果只有客观世界的某种载体才能真正替代人类的碳基生命走向宇宙丛林，最终的最终又会如何呢？
我不知道，谁又能回答得了阿西莫夫《最后的问题》呢？但我确定的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唯一信念只有：向前，向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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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附录：
[1]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译者：罗来欧/罗辽复
[2]《德财政部长：放弃欧洲福利制度恐掀“革命”》.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5/3986894.html
[3]《欧洲文化只剩下无原则的和平主义》.FT中文网.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39592
[4]鲁斯·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者：黄学益
[5]黄龙中.《日本人为什么不创业？》.爱范儿.http://www.ifanr.com/339018
[6]《中日两国年轻人谁更有创业精神？》.中国日报网.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4-08/20/content_18452100.htm
[7]被淋湿的鱼.《菊花与刀里的日本精神》.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e9b01c01008acc.html
[8]严乙铭.《以色列如何成为创新创业强国》.中国青年报.2015年7月13日10版.http://zqb.cyol.com/html/2015-07/13/nw.D110000zgqnb_20150713_3-10.htm
[9]李欣宜.《前进创业之国以色列》.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社.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7555
[10]丹·塞诺、索尔·辛格.《创业的国度》.中信出版社.译者：王跃红、韩君宜
[11]鲁白.《创业之国以色列的成功密码》.赛先生微信公众号.http://t.cn/RyTbaXq
[12] Jeffrey Kluger.《NASA’s Final Shuttle: The End of an Error?》.Time.http://content.time.com/time/health/article/
[13]朱旭东.《重回月球》.环球企业家杂志.2009年第14期
[14]罗伯特·祖布林.《赶往火星》.科学出版社.译者：阳曦/徐蕴芸
[15]George Packer.《No Death，No Taxes》.New Yorker.2011.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1/11/28/no-death-no-taxes
[16]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第1章.机械工业出版社.译者：李庆诚等
[17]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维基百科.http://t.cn/Ry8BEAu